网络利他行为是指个体在网络中做出有益他人和社会，并且不期望得到回报的自发行为^[1]。大学生处于社会同一性发展的关键时期^[2]，近年来表现出越来越多的网络利他行为^[3]，这对他们的主观幸福感及生命意义感具有良好的促进作用^[4-5]。网络利他行为是个体亲社会行为在网络空间中的延伸^[6]。家庭系统理论认为，个体的亲社会行为离不开总体家庭功能发挥的影响^[7]。总体家庭功能是对家庭成员在处理情感联结、家庭沟通等方面有效性的综合评价^[8]。家庭功能不良的个体更容易出现网络成瘾^[9-10]、网络欺凌^[11-12]等现象；反之，个体所在家庭的功能越好，其身心越健康，所表现出的亲社会行为越多^[13-14]。研究表明，大学生的总体家庭功能对其网络利他行为具有直接的正向预测作用^[15-16]，同时网络利他行为可能对总体家庭功能也有一定的预测作用^[6]。因此，本研究拟采用交叉滞后设计，探讨大学生总体家庭功能和网络利他行为的因果关系，以期为高校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提供思路。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用方便抽样方法，选取江苏省7所高校的900名大一至大四年级在校学生为研究对象，进行两次测量。第一次测量时间(T1)为2023年11月，回收问卷877份；第二次测量时间(T2)为2024年10月，回收问卷746份。将两次测量数据进行整理合并后，剔除答题不完整、未通过测谎题或只有1次测量数据者，两次测量均有效的被试共705名。其中男生278名，女生427名；平均年龄(19.14±1.02)岁。本研究获得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育与心理研究所伦理审查委员会批准(批号：2023101501)及福建师范大学心理学院伦理审查委员会批准(批号：PSY240084)。在调查开始前，已获得所有研究对象的知情同意。

1.2   研究工具

1.2.1   总体家庭功能

采用邹泓等^[8]编制的总体家庭功能评定量表进行测量，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17]。该量表共6题，采用Likert 5点计分，1代表“完全不符合”至5代表“完全符合”，总分6~30分，均分为1~5分，个体得分越高代表总体家庭功能越好。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前、后测Cronbach α系数分别为0.90，0.91。

1.2.2   网络利他行为

采用郑显亮等^[18]编制的大学生网络利他行为量表进行测量。该量表共26题，分为网络指导、网络支持、网络提醒和网络分享4个维度。量表采用4点计分，1代表“从不”至4代表“总是”，总分26~104分，均分为1~4分，个体得分越高代表其网络利他行为越多。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前后测Cronbach α系数分别为0.87，0.90。

1.3   质量控制

调查人员依托问卷星平台制定标准化的网络问卷，并设定测谎题，问卷填写范围设置自动质量控制。调查人员将研究对象按照班级为单位集中统一发放网络问卷，限时收回，以保证问卷填写的质量。

1.4   统计学分析

本研究应用SPSS 26.0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统计分析方法主要包括描述性统计(采用均数和标准差描述)、共同方法偏差检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Pearson积差相关分析以及交叉滞后检验。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共同方法偏差

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法对2次测量的所有项目数据分别进行检验，结果显示，在2次测量中，未经旋转的第1个公因子解释变异量分别为20.68%，22.14%，均远小于40%的临界标准^[19]，由此可以判断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2.2   大学生总体家庭功能的稳定性和网络利他行为的发展性及性别差异

大学生T1和T2总体家庭功能均分分别为(2.99±0.83)(3.01±0.57)分，总体网络利他行为分别为(2.86±0.39)(3.05±0.46)分。男生T1和T2总体家庭功能均分分别为(2.98±0.78)(2.99±0.67)分，网络利他行为分别为(2.87±0.44)(3.05±0.31)分；女生T1和T2总体家庭功能均分分别为(3.01±0.91)(3.01±0.42)分，网络利他行为分别为(2.85±0.36)(3.06±0.65)分。分别以总体家庭功能、网络利他行为得分作为因变量，以测量时间(T1、T2)和性别(男、女)作为自变量，进行2×2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总体家庭功能在测量时间上的主效应无统计学意义[F_{(1, 703)}=0.68, P>0.05]；性别主效应有统计学意义[F_{(1, 703)}=2.72, P < 0.01]，女生的总体家庭功能高于男生；测量时间与性别间的交互作用无统计学意义[F_{(1, 703)}=2.72, P>0.05]。网络利他行为在测量时间上的主效应有统计学意义[F_{(1, 703)}=2.50, P < 0.01]，后测高于前测；网络利他行为在性别上的主效应无统计学意义[F_{(1, 703)}=2.50, P>0.05]；测量时间与性别间的交互作用有统计学意义[F_{(1, 703)}=6.64, P < 0.01]，男、女生的后测均高于前测。

2.3   大学生总体家庭功能与网络利他行为的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T1、T2的总体家庭功能与T1网络利他行为均呈正相关(r值分别为0.52，0.35)，与T2网络利他行为均呈正相关(r值分别为0.42，0.57)；T1总体家庭功能与T2总体家庭功能呈正相关(r=0.45)，T1网络利他行为与T2网络利他行为呈正相关(r=0.43)(P值均＜0.01)。

2.4   大学生总体家庭功能与网络利他行为的交叉滞后检验

首先，以T1的总体家庭功能与网络利他行为作为自变量，以T2的网络利他行为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T1总体家庭功能对T2网络利他行为具有正向预测作用(β=0.15，P < 0.01)。其次，以T1的总体家庭功能和网络利他行为作为自变量，以T2的总体家庭功能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T1网络利他行为对T2总体家庭功能预测作用无统计学意义(β=0.09，P>0.05)。见图 1。

图  1  大学生总体家庭功能与网络利他行为的交叉滞后模型

注：虚线指该路径无统计学意义。

Figure  1.  Cross-lagged model of overall family functioning and Internet altruistic behavior among colleg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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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本研究结果发现，大学生的总体家庭功能存在一定的稳定性，与既往研究结果一致^{[9, 20]}。基于家庭生命周期理论，多数大学生选择离开家庭所在地，去往较远的城市就读大学，使他们与家庭的现实联系与接触减少，与家庭的联系更多局限于网络方式；而此时的家庭生命周期处于稳定期，大学生的总体家庭功能水平保持相对稳定的趋势^[21]。同时，研究发现大学生总体家庭功能存在性别差异，与既往研究结果一致^[22]。家庭角色理论指出，成员对于家庭中的个体如何处事都存在一定的性别角色期望，如父母对儿子和对女儿的角色期望便存在一定差异^[23]。在我国家庭中，女生普遍被认为是情感细腻、心思缜密的，父母可能会更多地给予女儿保护与支持，女生对总体家庭功能的感知水平更高；男生则被认为是坚强、自立的，父母对其要求更加严格^[21]，因此男大学生对总体家庭功能的感知水平相对偏低。

本研究还发现，大学生网络利他行为存在一定程度的上升趋势，后测网络利他行为高于前测，与既往研究结果一致^[24]。根据共情的毕生发展理论可知，成年期个体的共情能力呈逐渐上升趋势，大学生的共情能力已经发展到超越直接情境的共情阶段，他们的共情能力不受实际情境限制^[1]。在虚拟或假想的情境中，例如网络空间，依然可以对他人产生替代性的情感体验^[25]。同时，大学生的学业压力相较于高中时期较小，使用网络的时间更多，获得的网络经验更加丰富，网络使用的技术能力不断提高，在网络中能够更好地帮助他人^[6]。因此，大学生作为当代网络使用的主力军，他们在空闲时间中更多地进行网络社交，自己丰富的网络经验与娴熟的互联网技术，对他人在网络社交中提出的需求进行理解与共情，最终做出更多的网络利他行为^[26]。同时，性别对大学生网络利他行为的上升趋势无影响，即男、女大学生的网络利他行为发展趋势具有一致性，与既往研究结果一致^[24]。研究表明，由于网络的虚拟性，现实社会和道德规范对不同性别的约束作用被削弱^[6]，无论男、女大学生都能够自主决定自己的网络行为，从而表现出相似程度的网络利他行为。

交叉滞后分析结果显示，大学生的总体家庭功能对网络利他行为具有正向预测作用，即前测总体家庭功能能够正向预测后测网络利他行为。这一结果符合家庭系统模式理论，即总体家庭功能良好的大学生个体，能够很好地理解并尊重网友、灵活地处理网络人际关系，在网络环境中做出更多的利他行为^[15]。既往研究发现，大学生总体家庭功能发挥越好，其生活满意度越高，从而更倾向于做出利他行为^[27]。此外，总体家庭功能良好的个体具有更强的适应能力^[28]，在网络社交中遇到问题时，能够更好地将自己与家庭成员和谐相处、完成家庭任务的待人处事风格转移到网络环境中，做出更多的利他行为以适应网络环境。

尽管既往从理论上发现，网络利他行为可能促使大学生在网络环境中培养更强的责任感和亲社会意识，这种责任感可能会延伸到家庭环境中，使他们在家庭中更愿意承担家务、关心家庭成员，从而对总体家庭功能产生积极影响^[16]，但并无直接证据表明这种预测关系的存在。本研究发现，大学生的前测网络利他行为无法预测其后测总体家庭功能，可能与测量的时间段有关，由于2次施测时间为2023年11月与2024年10月，均处于大学生在校学习期间，其总体家庭功能水平处于稳定阶段。因此，大学生群体的网络利他行为可能无法直接影响到其总体家庭功能，而是会通过影响共情能力^[24]，进而影响总体家庭功能水平。

本研究在探讨大学生总体家庭功能的稳定性、网络利他行为的发展性及其性别差异的同时，采用了交叉滞后设计验证二者的因果关联，在加深对二者关系认知的同时，仍存在一定不足。首先，研究未选取其他可能的中介变量进行测量，如共情能力、心理弹性等，未来应结合可能的中介变量探讨多变量之间的纵向因果关系；其次，研究对家庭功能的测量为总体水平，无法考察家庭功能其他维度对网络利他行为的影响，未来可以使用多维量表进行探究；最后，研究对变量仅采用2次时间点测量，无法更精准地捕捉变量的变化趋势，未来可采用3次及以上的多波测量进行交叉滞后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