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自杀性自伤(non-suicidal self-injury，NSSI)是指没有任何自杀意图或特定目的的故意自我伤害身体组织的行为，常表现为切割、烧烫、抓挠和击打身体^[1]。研究表明，NSSI行为是青少年自杀水平上升和自杀未遂的重要预测因素^[2]。心理障碍和症状、情绪困扰、适应不良的应对和情绪调节、不良的家庭经历、性别、受害、生活压力等是中国人群NSSI行为的风险因素^[1]。网络分析是一种通过可视化方式探索观察变量的不同成分或相关行为之间相互作用及其内在结构的分析方法，通过节点和边线对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直观表达，通过计算密度、度数中心性、接近中心性、中介中心性等评估网络模型的亲密程度以及各节点的中心性、独立性和中介作用^[3]。Epslamp^[4]指出，网络分析方法为心理学领域研究探索不同因素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观点和方法。本研究以贵州省中学生为调查对象，借助网络分析方法，探讨家庭功能、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抑郁-焦虑-压力、欺凌受害情况与NSSI之间的关系，为预防青少年高风险行为提供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于2023年4—10月，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在贵州省按国内生产总值好、中、差分层选择遵义市、黔南州、铜仁市3个地区，每个地区通过抽签法选取初中、高中各1所，每所学校按年级采用直接抽选法选取1个班级，以班级为单位进行问卷调查，纳入12~18岁在校生。排除不在校以及存在先天认知功能障碍、听力或视力障碍等无法参与问卷调查的学生，共发放问卷1 050份，回收1 034份，回收率为98.5%。其中男生478名，女生556名；初中生557名，高中生477名；汉族学生674名，少数民族学生360名；独生子女107名，非独生子女927名；留守中学生159名，非留守中学生875名。本研究获得贵州医科大学人体试验伦理委员会的批准(批准号：2023伦理审查第120号)，所有研究对象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调查工具

1.2.1   青少年自我伤害行为问卷(Adolescent Self-injury Scale, ASIS)^[5]

共19个条目，包含自伤次数与伤害程度两方面。自伤次数评估划分为0，1，2~4和≥5次4个等级，分别对应0~3分；伤害程度评估包含无、轻度、中度、重度和极重度5个等级，分别对应0~4分。自伤指数由各条目自伤次数和伤害程度得分相乘后的总分之和构成，自伤指数越高代表个体的自伤程度越严重。根据青少年自伤指数>0分定义为NSSI组，0分定义为非NSSI组。本研究中该问卷Cronbach α系数为0.93。

1.2.2   家庭功能评定量表(Family Assessment Device, FAD)^[6]

共30个条目，包含情感交流(8条)、积极沟通(5条)、自我主义(6条)、问题解决(6条)、家庭规则(5条)5个维度。采用Likert 4点计分(“1=完全不同意”至“4=完全同意”)，各维度得分分别为8~32，5~20，6~24，6~24，5~20分，总分30~120分，分数越高代表家庭功能越差。本研究中该量表Cronbach α系数为0.73。

1.2.3   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量表(Scale of Regulatory Emotional Self-efficacy, SRESE)^[7]

共17个条目，包含管理消极情绪自我效能感(11条)、表达积极情绪自我效能感(6条)2个维度。采用Likert 5点计分(“1=非常不符合”至“5=非常符合”)，各维度得分分别为11~55, 6~30分，总分17~85分，分数越高表明个体越相信自己有能力管理调控好自己的情绪状态。本研究中该量表Cronbach α系数为0.91。

1.2.4   抑郁-焦虑-压力自评量表简版(Depression Anxiety and Stress Scale-21，DASS-21)^[8]

共21个条目，包含抑郁、焦虑和压力3个分量表，每个分量表各7个条目，采用Likert 4点计分(“0=不符合”至“3=总是符合”)，各分量表得分乘以2为该分量表的分值，总分0~42分，分值越高代表越具有这种情绪。本研究中该量表Cronbach α系数为0.95。

1.2.5   特拉华欺凌受害量表(学生卷)(Delaware Bullying Victimization Scale-student，DBVS-S)^[9]

共17个条目，包括言语欺凌、身体欺凌、社会/关系欺凌和网络欺凌4个维度，每个维度各4个条目，另加1条不计入总分的条目，即13条“我在这所学校被欺凌了”，该条目旨在检验当个体反映有上述受欺凌情况时，本人是否自认为受到了欺凌。该量表使用Likert 6点计分(“1=从没有”至“6=每天”)。各维度得分均为4~24分，总分16~96分，分数越高表示受欺凌程度越严重。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为0.92。

1.3   质量控制

调查前，集中对调查员进行培训，要求调查员熟悉问卷填写流程和指导语，进行小范围预调查，根据预调查结果对问卷进行调整。调查过程中，以班级为单位进行统一发放和收集问卷，调查员需告知对象根据自己近期情况如实填写。回收后进行双人审查，剔除空缺或连续重复超过10%的问卷。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SPSS 23.0软件进行统计描述和共同方法偏差分析，对计量资料进行正态性检验，均为非正态分布，使用M(P₂₅，P₇₅)进行统计描述，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进行组间比较，检验水准α=0.05；使用Harman单因素检验进行共同方法偏差分析，若特征值大于1的公因子超过1个，且第一公因子的总方差百分比小于40%，提示可能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根据Epslamp等^[4]的网络分析操作指南，采用R 4.4.1软件“bootnet”包对有无NSSI行为、家庭功能、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焦虑-抑郁-压力症状、欺凌受害情况进行网络模型构建及评价；通过“qgraph”包实现数据可视化及中心性指标估计。使用强度、接近中心性、中介中心性、预期影响指数进行中心性评价；使用相关稳定性(correlation stability, CS)系数评估各中心性指标的稳定性，CS系数不应小于0.25，最好大于0.50。

2.   结果

2.1   共同方法偏差分析

Harman单因素检验分析结果显示，特征值大于1的公因子共12个，且第一公因子总方差百分比为16.2%(< 40%)，故可以认为本研究中不存在共同方法偏差。

2.2   中学生NSSI行为单因素分析

中学生NSSI行为的检出率为29.6%(306/1 034)，其中男生检出率为25.5%(122名)，女生检出率为33.1%(184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7.07，P < 0.05)。由表 1可知，NSSI组情感交流、自我主义、家庭规则、抑郁、焦虑、压力和欺凌受害各维度得分均高于无NSSI组，积极沟通、问题解决、表达积极情绪和管理消极情绪自我效能感得分均低于无NSSI组(P值均 < 0.01)。

表  1  贵州省有无NSSI行为中学生各量表得分比较[M(P₂₅，P₇₅)]

Table  1.  Comparison of scale dimension scores f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with and without NSSI behavior in Guizhou Province[M(P₂₅, P₇₅)]

NSSI行为	人数	家庭功能						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		压力	焦虑	抑郁	欺凌受害情况
		情感交流	积极沟通	自我主义	问题解放	家庭规则		表达积极情绪	管理消极情绪				言语	身体	社会/关系	网络
无	728	16(12, 19)	15(13, 17)	9(7, 12)	18(16, 20)	11(9, 12)		25(22, 28)	34(29, 42)	8(2, 14)	6(2, 12)	4(0, 10)	5(4, 7)	4(4, 5)	4(4, 6)	4(4, 4)
有	306	20(16, 23)	13(11, 15)	11(9, 14)	17(15, 18)	12(10, 14)		22(19, 26)	28(23, 33)	16(10, 24)	14(8, 22)	14(6, 20)	7(6, 9)	5(4, 8)	6(5, 8)	4(4, 4)
Z值		-10.75	-9.66	-8.74	-7.50	-7.63		-7.73	-11.11	-12.75	-13.64	-13.66	-10.03	-9.99	-11.14	-7.05
P值		< 0.01	< 0.01	< 0.01	< 0.01	< 0.01		< 0.01	< 0.01	< 0.01	< 0.01	< 0.01	< 0.01	< 0.01	< 0.01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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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中学生NSSI与相关因素的网络分析

将家庭功能、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抑郁-焦虑-压力、欺凌受害与NSSI行为进行网络模型构建，该模型共15个节点，105条边缘，其中有59条非零的边缘(20条负边缘，39条正边缘)，维度网络中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两维度之间、积极沟通与家庭规则、言语欺凌与身体欺凌存在紧密连接；桥接网络中情感交流与抑郁、问题解决与表达积极情绪自我效能感均呈正相关，且存在紧密连接(r值分别为0.49，0.52，P值均 < 0.01)；NSSI分别与社会/关系欺凌、抑郁、焦虑均呈正相关，且存在较为紧密连接(r值分别为0.35，0.43，0.42，P值均 < 0.01)。

2.4   中学生NSSI网络中心性指标的标准化评估

如图 1所示，强度和接近中心性最强的是压力(Z值分别为1.29，1.58)，说明压力的直接连接程度和间接连接程度最大；中介中心性最强的是情感交流(Z=1.91)，说明情感交流在网络中的中介重要性最大；期望影响指数最强的是身体欺凌(Z=1.44)，说明身体欺凌与其他因素之间的连接边缘之和最大(P值均 < 0.05)。对网络的边缘权重自举结果和中心性指标稳定性评估发现，除中介中心性外，强度、接近中心性、预期影响指数CS系数分别为0.75，0.67，0.75，均>0.50，说明该网络具有较高的稳定性，其强度、接近中心性、预期影响指数估计值具有较高的准确性。

图  1  中学生家庭功能、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抑郁-焦虑-压力、欺凌受害与NSSI行为中心性指标的标准化估计值

Figure  1.  Standardized estimates of centrality indicators for family functioning, emotion regulation self-efficacy, depression-anxiety-stress, bullying victimization and NSSI behavior among middle school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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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本研究中，贵州省中学生NSSI行为检出率为29.6%，低于胡达振等^[10]所报道的结果(34.4%)，体现出明显的地域差异。单因素分析显示，女生NSSI检出率高于男生，表明女生心理更敏感脆弱，更容易受到情绪问题影响^{[1, 11]}。NSSI组情感交流、自我主义、家庭规则、抑郁-焦虑-压力、欺凌受害各维度得分均高于无NSSI组，而积极沟通、问题解决、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各维度得分均低于无NSSI组，与潘婵等^[12]研究结果一致，表明具有NSSI行为的中学生在家庭中情感交流多，积极沟通少，自我主义强，家庭规则严格，问题解决方式不良，情绪调节能力差，具有一定抑郁、焦虑或压力症状，此外还遭受着不同程度的校园欺凌。

通过网络分析方法对贵州省中学生NSSI行为的相关因素进行可视化分析发现，NSSI行为与社会/关系欺凌呈正相关，与过往研究^[13-14]结果相同，受社会/关系欺凌者遭受诋毁、忽视、排斥等行为后，自身极易产生自我厌弃感，对个人的心理健康造成严重危害，在高压的学习环境中采用NSSI行为缓解情绪；NSSI与焦虑、抑郁均呈正相关，Qu等^[1]研究也指出抑郁、焦虑与NSSI行为有着重要关联。中学阶段处于青春期心理发育的重要阶段，该时段内中学生情绪控制与认知能力大多未发育成熟，面对环境压力易产生抑郁、焦虑等负面情绪，极易采取NSSI等极端行为。中心性指标提示压力的强度和接近中心性最高，表明压力在网络中具有重要地位且更接近网络中心的位置。在Eppelmann等^[15]对德国中学生的调查中发现，压力与心理健康存在相关性。身体欺凌的预期影响评分最高，表明身体欺凌对网络的影响力最大，对中学生身心健康有着重要影响，身体伤害的恢复时间长，会不断提醒受害者相关记忆，造成身心的双重影响。情感交流作为中介中心性最高，表明情感交流对网络连接的重要性，过多的情感交流使得青少年在接收大量情感信息后难以消化，心理压力与负担增加，负面情绪随之加剧。研究表明，NSSI行为可以让个体在短时间内从强烈的负面情绪或自我厌恶感中恢复平静^[16]。因此，过度的情感交流可能增加中学生NSSI行为的发生。

本研究的不足之处：横断面研究只能揭示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无法进行更进一步的动态分析；本研究主要围绕各量表各维度进行网络分析，对于具体症状之间的关系尚待研究；仅从家庭功能、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抑郁-焦虑-压力及受欺凌情况角度进行分析，不能全面解释青少年NSSI行为的影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