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自杀自伤是引发社会关注的公共卫生现象，近年伴随青少年自杀自伤率攀升的是社交媒体使用^[1]，鉴于此，人们越来越担心社交媒体的使用会为青少年带来自杀自伤风险^[2-3]；但也有研究表明，有自杀自伤想法的青少年因为在网络社区得到支持而减少了其负面想法^[4]。面对社交媒体使用势不可挡的趋势，本文通过回顾相关文献，从社交媒体和自杀自伤的概念界定、二者之间的影响方向及影响机制展开综述，为社交媒体使用与危机干预工作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方向。

1.   相关概念的界定

1.1   社交媒体使用

社交媒体可泛指任何可进行社交互动的数字工具^[5]，允许用户创建、分享和交流信息^[6]，包括社交网站或应用程序(如微博)、短信和消息应用程序(如微信)、在线论坛和社区(如专门讨论自杀相关话题的论坛)以及视频分享网站(如抖音)^[5]等。现今，社交媒体已经发展到以手机移动端为主的新媒体时代，备受青少年青睐^[6]。以往研究中研究者使用了不同的概念指代这些内容，包括数字媒体、数字技术、手机使用、Instagram/Facebook使用等^[7]。社交媒体使用具有在线属性和社交属性^[7]，相较于传统大众媒体(报刊、电影、电视等)的单向传播，社交媒体用户能够创造媒体内容并使其迅速传播，社交媒体上用户的互动性和参与性明显优于大众媒体^[6]。

1.2   自杀自伤行为

有学者使用自伤想法和行为(self-injurious thoughts and behaviors, SITBs)^[5]或自我故意伤害(deliberate self-harm, DSH)^[8]代指自杀意念、自杀企图、自杀未遂和非自杀性自伤(non-suicidal self-injury，NSSI)的想法和行为；也有学者使用自杀想法和行为^[9]代指自杀意念和行为，但不包含NSSI；还有学者仅研究其中的某个部分，如自杀意念^[10]、NSSI^[11]等。本文采用使用频率较高的SITBs代指青少年的自杀想法、行为。

2.   社交媒体使用给青少年SITBs带来的风险

2.1   社交媒体使用时长与问题使用

关于社交媒体使用和SITBs风险的关系研究方向可分为总体使用频率/时间和问题使用模式(成瘾等)^[12]。关于总体使用时间/频率，有研究显示其与SITBs呈正相关^[13-15]，效应量较小^[12]；但也有研究显示两者相关性无统计学意义^[16-17]，不足以成为改变社交媒体使用决策的理论依据。相比之下，问题使用模式(如成瘾等)与SITBs关系的相关程度更为显著^[18-19]，成瘾性和问题性使用社交媒体与SITBs之间存在小到中等程度的关联^[5]。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认为如何使用社交媒体比社交媒体使用时间更重要。使用时长可能只是一个表层观测指标，如更积极地使用媒体可能表明有更多的社会参与和联系，能预防青少年的自杀风险^[20]。

2.2   网络受害与网络欺凌

网络受害与SITBs有着密切联系^[21]，受到网络伤害的青少年更可能产生自杀意念^[22-23]，其出现自杀意念的可能性是普通人的2.15倍^[24]；遭受过网络欺凌的青少年自杀企图发生率比未遭受过网络欺凌者高2~3倍^[25]。

元分析中发现，网络受害与自杀意念、自杀计划、自杀未遂和NSSI之间均有中等效应的关联^[5]。网络受害对SITBs的影响在纵向研究中也得到了证实^[26]，是社交媒体使用对SITBs所有的影响因素中唯一能确定的因果关系。由于青少年更关注同龄人关系、更在意社会评价和拒绝，因此与成年人相比，网络受害对青少年的影响更大，且受害时间越长、自杀危机越严重^[5]。网络受害对青少年SITBs的影响是否会受性别调节，各研究结果并不一致；有研究认为网络受害对女生的影响更大^[27]，但也有研究未发现性别差异^[28]。近年来研究焦点更多指向了网络受害对SITBs的影响机制，抑郁^[22]、归属感受挫^[26]、感知到的负担^[26]与压力^[28]、核心自我评价^[29]、对公正世界的信念^[22]等均可能在网络受害与SITBs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值得注意的是社会支持高的青少年在遭遇网络受害时更容易发生SITBs^[25]，可能是青少年现实世界中获得的社会支持无法有效帮助他们抵御虚拟情境中网络欺凌造成的伤害所致^[22]。

研究发现，实施或参与网络欺凌也与自杀意念有关^[30]。元分析中发现网络欺凌与自杀意念、自杀计划和自杀尝试之间存在正相关^[5]，可能是由某些人的网络受害和网络欺凌犯罪经历重叠所致，也可能由于欺凌是一种独特的人际压力源^[5]，具体机制还需进一步研究。自我网络欺凌与青少年SITBs也有关，与没有参与自我网络欺凌的青少年相比，参与自我网络欺凌的青少年报告的自杀意念增加了5~7倍、自杀未遂增加了9~15倍^[9]。自我网络欺凌是指网络欺凌自己的行为^[31]，如某人可以创建一个匿名或假名的社交媒体个人主页，并利用其在自己的公开个人主页上发布伤害性评论，原因包括自我憎恨、抑郁获得反应或寻求关注^[9]。

2.3   与STIBs相关的社交媒体使用

人们担心与STIBs相关的社交媒体使用会鼓励甚至通过传染机制引发青少年自伤自杀行为^[32]。对不同群体青少年(因自杀而住院、社区有自杀风险)的半结构式访谈^{[4, 33]}和自杀死亡的青少年回溯研究^{[1, 34]}显示，青少年在社交媒体上搜索或接触自伤自杀内容会使其模仿或“触发”自伤自杀行为。量化研究表明，在社交媒体上搜索自杀方法影响了随后的自杀企图^[35]，在Instagram上接触自伤行为可预测1个月后的STIBs结果^[36]；可见，接触或发布相关内容均与STIBs有关^[37-39]。被动接触社交媒体上自杀自伤内容仅与自杀意念有关，但是转发、评论或发布相关信息可以预测使用者自杀企图的增加^[36]。

在社交媒体上接触和创作分享自杀自伤相关内容，除“触发”和传染机制以外，还可能通过以下机制影响STIBs: 通过发布或评论等主动接触STIBs相关内容，在社交媒体上形成社区和身份认同^[4]，发布自伤内容在社区得到回应和帮助建议后，减少线下求助的机会^[32]；自伤自杀者的身份认同，会鼓励自我伤害的发展，并导致自我伤害的升级^[40]。为了保持社会联系和支持，当事人需要不断向他人展示他们对帮助的需求，可能会使自我伤害永久化甚至升级，以维持相同的同伴支持水平^[32]。而社区内的讨论过程可能会使青少年对自伤/自杀等脱敏和正常化^[41]，在讨论的过程中也会引发社会比较，如研究者发现发布的自伤更严重的图片得到的评论或关注更多^[42]；一方面会加剧青少年的负面情绪^[43]，另一方面可能会引发竞争机制，让青少年为了获得关注而从事更严重的自伤行为^[40]。

虽然研究证实了接触SITBs相关内容与青少年的SITBs有关，但是尚无研究确定二者间的因果关系。有学者认为青少年在社交媒体接触自杀自伤内容之前就存在这样的行为或倾向^{[34, 44]}，社交媒体上的相关内容不直接造成自杀自伤，只是放大了这种风险^[38]。也有研究推测二者可能存在更早期的因素，造成了共变性^{[36, 39]}。

2.4   其他使用体验

关于性方面的某些消息作为一种健康风险行为，与自杀未遂和NSSI均有关^{[12, 45]}。在社交媒体上将自己与其他人进行负面比较^[46]、使用社交媒体分散注意力的青少年自杀风险更高^[12]。社交媒体使用可能会取代对心理健康有积极影响的活动(如睡眠、体力活动)，从而导致情绪和精神状态的变化^[8]。

3.   社交媒体使用对青少年SITBs的保护作用

网络的匿名性，使青少年可以在社交媒体上自由表达在现实生活中不敢表达的自杀自伤想法，他们通过讨论形成了社区，进而对SITBs青少年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3.1   提供不被评判的安全空间

鉴于自我伤害和自杀想法通常难以直接谈论^[44]，社交媒体为这样的群体提供了基于共性聚集空间^[38]，表达自残或自杀想法的安全空间，使人们更愿意发起和参与对话^[44]；最终可以帮助用户了解和理解自身与自我伤害冲动和行为相关的一些情绪^[32]，增进自我理解，降低耻辱感^[32]。

3.2   获得支持和帮助

Lavis等^[32]认为自残内容的核心是同伴支持，社交媒体上自伤标签下的互动不仅可以给用户提供不加评判的倾听，还给用户提供心理支持和应对方法等各种支持和帮助，而这些社会支持和联系可以减轻自我伤害的冲动^[41]。

3.3   获得自我价值感

通过自我披露与他人认同，持续的支持社区得以建立^[41]，由此形成的关系具有深度和亲密性^[32]，用户感觉与社会联系更紧密、更有效、更少孤立^[42]。在社区有人认真对待和回应，让当事人获得了自我价值感^{[32, 41, 47]}。

3.4   阻止自我伤害

观看图片会给参与者带来一种类似于自我伤害时的感觉，因此观看图片的行为可以代替自我伤害，观看严重的自我伤害或看到他人的伤疤会阻止其进行自我伤害^{[2, 42]}，而发布自伤图片意在释放求助信号或阻止他人自伤。有时遇到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情况时，自伤的图片是“对话的开端”^[32]，有时分享伤疤或自我伤害的图片是为了威慑以阻止他人进行自我伤害^[41]。

3.5   促进康复叙事

社区内容中一部分描述伤疤或愈合的伤口图片，促进了康复叙事。用户分享他们已经停止或想要停止自我伤害，可使个人改变与自我伤害的关系，伤疤被视为治愈、恢复和复原力的证明，从而有可能减少自我伤害并感觉更有控制力^[41]。

需要注意的是社交媒体使用因素对青少年SITBs的影响是交互或叠加的，如易受社会排斥青少年可能会过度使用社交媒体作为应对机制，使他们更容易受到网络风险的影响，如网络欺凌^[3]；另外在社交媒体上表达讨论相关内容，对于有些人起到了保护作用，但对于另外一些人则可能是触发作用，甚至对于一个人某些时刻是保护作用、某些时刻则是触发作用^[37]。因此，社交媒体使用对SITBs的影响不是绝对的，会因不同人群或不同时间产生不同的影响。

4.   青少年自杀预防对策

社交媒体使用已经是青少年生活的一部分，对青少年的自杀预防工作既带来了风险也提供了保护，应合理利用社交媒体开展青少年心理危机预防工作。

4.1   作为获得青少年发生自杀危机时的信息来源

青少年发生SITBs时更喜欢在社交媒体获取帮助信息，但是通过不受监管的社交媒体渠道获取有关自杀预防和治疗错误信息的风险很大^[48]；应将社交媒体作为准确信息的传递平台^[49]，这就要求学校和卫生机构能主动入驻社交媒体传播正确的信息^[49]，安排相应的志愿者在自杀自伤小组或话题下面回复可信赖的信息。

4.2   提高青少年的数字素养

社交媒体给青少年造成的伤害取决于青少年的保护性因素和风险性因素与社交媒体环境暴露的相互作用^[50]，而数字素养是保护性因素之一。早期学校教育应向所有年龄段的儿童和青少年传授规范地使用社交媒体和自我接纳知识^[50]，提高其信息鉴别能力和社交媒体风险的应对能力等。

4.3   提升家长的社交媒体使用与参与能力

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需要家长提供相应的照顾责任，青少年在线上遭遇的伤害无法跟家长表达、自身应对能力不足加上线下的社会支持无法帮助到他们，绝望感逐渐加重而发展成自杀。因此，家长熟悉社交媒体使用，才能在保护孩子和参与社交媒体之间保持平衡^[1]。

4.4   巧用大数据与智能技术识别和预防自杀危机

基于社交媒体使用可能对青少年自杀的负面影响，学者已开发了各种机器学习模型识别在线的自杀危机^[51]，但是后续预防和干预工作仍需加强。如识别出自杀意念的青少年后改变大数据的推送算法，不再推送相似内容，改为推送危机干预媒体账号和视频图文等信息、减少即时的痛苦练习、认知改变训练技巧、线上的社会支持资源等^[52]。还可以根据风险等级分级，向监护人或亲友发送提示消息，提醒亲友关注处于危机中的青少年。

4.5   发挥社交媒体“影响者”的作用

青少年正处于寻求独立的阶段，社交媒体上影响者(偶像、榜样等)对其影响至关重要^[53]。随着社交媒体的发展，“影响者”无处不在^[49]。如果影响者宣传不切实际的身体形象、不健康的饮食、不准确的诊疗建议，会对青少年产生负面影响；而情感吸引力、幽默风趣等特点则可以提高宣传内容的覆盖面和参与度^[53]，因此利用这些“影响者”宣传正确的青少年自杀预防策略是一条可行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