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超重与肥胖率在全球范围内呈现持续上升态势，已成为威胁儿童健康的主要因素。肥胖儿童由于血容量扩张致使身体内环境失衡，易导致心脑血管系统压力和容量负荷增加^[1]，青春期更易患股骨骺端滑脱等关节损伤^[2]。一项采用Piers-Harris儿童自我意识量表、Achenbach儿童行为量表、家庭环境量表中文版和父母教养方式评价量表的研究指出，单纯性肥胖儿童更容易产生心理问题，导致其自我意识下降^[3]。同时，心理学家认为，儿童时期心理情绪较为敏感，其心理压力与肥胖存在相关性^[4]。其他研究也表明^[5]，超重及肥胖易对儿童的心理健康产生不良影响，带来一定的心理压力，不利于其健康成长。此外，儿童时期的超重及肥胖可能延续至成人阶段，容易发展为成年时期多种慢性疾病的危险因素，导致大众医疗相关支出的负担增加与生命质量的下降。相关研究表明，超重儿童较正常体重儿童发展为成人期高血压病的风险概率为8~10倍^[6]。

1.   学龄儿童超重肥胖流行现状

我国儿童的超重肥胖呈持续增长态势，且已经进入全面流行阶段^[7]。1985—2010年，我国青少年儿童肥胖超重检出率呈迅猛上升趋势^[8]。研究显示，我国现阶段青少年儿童肥胖率约为7.1%，超重率为12.2%，随年龄增长肥胖率呈现下降趋势^[9]。若不采取有效干预，到2030年，7岁及以上儿童超重肥胖率预计将达到28.0%，超重及肥胖的儿童数量将增至4 948万人^[10]。我国面临着较为迅猛的儿童超重及肥胖率增长，部分地区的儿童肥胖率已经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加之我国庞大的人口基数，超重及肥胖儿童的数量已经达到较大规模，我国将会面临比发达国家更为困窘的境地。

就地域差异而言，我国学龄儿童超重及肥胖现状呈现华东、华北地区高，西南、华南地区低的特征。华东、华北地区的学龄儿童超重及肥胖率分别为27.0%和27.9%，西南、华南地区为13.4%和12.9%^[9]。就省份而言，北京、天津、黑龙江、上海、山东、辽宁、河北等省、市儿童青少年肥胖检出率相对高于其他地区，贵州、青海、广东、广西、四川、云南、海南等地区则低于其他地区^[8]。而根据1985—2005年城市学生的体质量指数(BMI)增长变化，肥胖超重检出率伴随经济梯度而上升^[11]，省会城市、经济发达城市的超重及肥胖率明显高于其他城市。此外，城乡之间的儿童超重及肥胖检出率也存在明显差异，整体上城市高于乡村，但城市的超重及肥胖增长率有所遏制，而乡村仍然保持较高的增长率^[12]。

2.   干预对策

2.1   高度重视我国儿童超重肥胖的全面流行趋势和城乡特征变化

对我国儿童超重及肥胖的全面流行趋势保持高度的重视与警惕，积极实施干预措施是控制儿童超重及肥胖流行的基础。此外，我国学龄期儿童超重及肥胖现状整体呈现华东、华北地区高，西南、华南地区低，一类城市高，城市高于乡镇的特征。值得注意的是，农村儿童肥胖增长率逐渐超越城市，可能由于城市与农村儿童的不同行为特点导致。有研究表明，农村儿童的早餐含糖饮料比例高于城市儿童，静态活动时间高于城市儿童^[13]。因此，高度重视我国儿童超重及肥胖全面流行趋势的同时，更应当对上述重点地区、重点城市与农村进行针对性干预。

2.2   将儿童超重肥胖干预关口前移

孕妇的孕期体重增长过多对母体的糖脂代谢、宫内环境及新生儿出生体重等存在一定影响，易增加后代儿童时期的超重及肥胖风险^[14]。有研究表明，剖宫产的儿童肥胖发生风险将会显著上升，明显高于顺产儿童^[15]。根据大数据相关分析，婴儿的出生体重与儿童肥胖具有较强相关性^[16]。母乳喂养能够帮助婴儿建立起良好的营养摄入机制，同时，其营养成分的变化也使婴儿蛋白质的摄入量恰好满足其真正需求^[17]，保持婴儿的正常体重，降低长大后的肥胖风险。因此，指导孕妇的孕期合理增重，减少剖宫产，关注婴儿出生体重与倡导母乳喂养，能够一定程度降低儿童肥胖超重的生理因素影响。

2.3   创设社会支持性环境

儿童体育活动场所的减少与儿童超重肥胖流行具有一定的密切联系，研究表明，学龄期儿童对于绿地等活动场所存在较多需求^[18]。干预过程中，应当考虑绿地等儿童体育活动场所的介入，以此增加儿童体育活动的潜在时长。如进一步推动绿地在内的公共体育设施免费或低收费开放，在相关场所设立免费的可饮用水提供处。此外，应当注重培养更为健康积极的饮食文化，形成饮食文化影响饮食习惯，饮食习惯反哺饮食文化的良性循环，减轻快餐文化等食物环境所带来的影响，形成良好的健康社会氛围^[19]。

2.4   加强家长的健康知识教育

家长的话语权威与家庭环境对于儿童有着难以想象的影响力，部分家长可能忙于工作而忽视对儿童的健康教育，研究表明，母亲的工作时间可能与儿童超重肥胖存在正相关^[20]。政府应当加强对家长健康知识的教育及技能普及，利用社区平台、家校通等进行宣传，避免信息误导，帮助其正确认识超重及肥胖的危害，促使其对孩子的行为模式和饮食习惯作出有效调整。相关研究显示，接受过家庭干预的儿童比未干预儿童的BMI、体重、血压与超重百分比等指标都有明显降低^[18]。因此，帮助家长建立正确的肥胖与超重认知是控制学龄儿童超重及肥胖产生的关键。

2.5   调整学龄儿童行为模式

学校与家庭可通过增加儿童对蔬菜、水果和鱼类消耗，减少红肉、甜食等的摄入，调整其饮食习惯，培养良好的饮食行为。如部分儿童存在不吃早饭或不与父母共同进餐的现象，具有较高的产生超重及肥胖的风险^[21]，对其进行针对性调控，培养其良好的饮食习惯，能够降低超重肥胖风险。政府也应加强食物营销管理，减少针对儿童青少年引诱性的食品营销与包装设计，以达到预防肥胖的目的。此外，家长与学校也应当注重对学龄期儿童的行为干预，如确保掌握一至两门体育技能，培养体育兴趣，进一步保障学龄儿童每天校内有1 h以上中等及以上强度的身体活动时间，并且进行肌肉力量练习和强健骨骼练习。通过强调步行、限制屏幕使用时间可以一定程度上保证儿童的日常体育活动时间，减少久坐行为，帮助改善其睡眠状况，进而降低超重及肥胖的发生风险^[22]。

2.6   构建学校—医疗机构—家庭联动模式

学龄儿童不仅需要接受老师的权威压力，且会受到同辈群体的监督与影响。因此，儿童在学校的意识与行为也更容易受到调控，在学校进行干预能更为直接有效地调整超重及肥胖儿童的行为模式与饮食习惯，帮助其改善身体状况。有研究显示，基于学校的膳食或综合性的干预模式颇有成效，而逐渐量化的倾向则使其更具可操作性^[23]。2016年一项基于北京市的10所中小学的实践研究证明，“5-2-1-1-0”的学校干预模式通过对儿童的饮食与体育活动时间进行量化规定，能够有效控制超重及肥胖儿童的BMI及相关健康指标，帮助儿童形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有效管理体重^[24]。

超重及肥胖的儿童在医疗机构接受药物及专业治疗，并同时受到专业医疗团队对其身体指标的动态检测与科学管理之后，其超重与肥胖可得到一定程度的有效控制。一项对商丘市某小学六年级学生的干预研究显示，进行饮食、行为、认知的矫正后，观察组的重度肥胖率从79%降至41%，而对照组重度肥胖率反而有所上升^[25]。显然，医疗机构的干预模式对于超重及肥胖儿童具有显著的控制效果，我国的社区医院、学校医院等机构也应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关注超重及肥胖儿童群体的体重动态、饮食状况及活动水平，为超重及肥胖儿童与其家庭提供帮助^[26]。

尽管学龄期儿童的主要活动场所在学校，但是其生活方式的形成往往容易受到包括家庭、社会以及个体社会化过程中种种因素的影响。基于家庭的干预模式不仅能够帮助超重及肥胖儿童的相关指标回归正常，更能促使家长形成对肥胖的正确认知，充分发挥看护人职责。研究表明，在经过6个月的家庭干预之后，学龄儿童肥胖发生率显著下降，其家长相关知识的知晓率也大幅提升^[27]。在我国，可进一步发挥社区支持，依托居委会或村委会帮助进行以家庭为主导的干预，实施具有较强针对性的调控方案，帮助超重肥胖儿童形成健康的生活方式。

总体上，不同干预模式对儿童超重及肥胖的控制都具有一定效果，但各有其局限性。基于学校的干预模式能够促使学龄超重及肥胖儿童形成对超重及肥胖的正确认识，但缺乏针对性调控；基于医疗机构的干预模式专业性强，有较高的针对性，但很大程度上受限于社区发展状况，具有一定的推广难度，同时，医疗机构的过多介入某种程度上可能带来潜在的“污名化”，不利于超重及肥胖儿童的心理健康与大众对超重及肥胖形成正确的认识；基于家庭的干预模式颇有成效，但受制于家庭情况，同时也需提防矫枉过正，部分家庭可能存在过度追求苗条而导致营养不良的现象。因此，对于超重及肥胖的学龄期儿童需要采用全面系统的干预方法，注重多层次的干预模式，充分强化家庭、学校、医疗卫生机构与政府责任，以达到预防与控制儿童超重肥胖的目的^[28]。依托于我国的社区治理模式，形成多层次的干预结构；同时政府及医疗机构应注重不同区域的特征，进行针对性调整，最终形成全面系统的干预模式，控制儿童超重及肥胖的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