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应对不同时代阶段的社会问题，我国先后制定并实施了独生子女、单独二孩、全面二孩及三孩等一系列计划生育政策，存在了几十年的独生子女家庭结构开始发生变化，不同类型家庭儿童的心理健康日益受到社会及家长的关注。不少研究者分别对独生及非独生子女的心理健康情况开展了不同角度的分析^[1-4]。对学龄前儿童而言，出现心理问题更多与个人特质及家庭环境相关^[5-6]。本文使用倾向性评分匹配的方法，调查当前时代背景下学龄前独生子女及非独生子女心理行为发育情况是否存在差异，为家长及托幼机构开展针对性的评估、指导及健康教育工作提供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2021年5—6月，采用方便抽样的方式，在成都市23个区/市/县抽取153所幼儿园，由儿童监护人填写儿童近6个月的表现。本研究共发放问卷45 542份，回收有效问卷45 065份。其中独生子女22 924名，非独生子女22 141名；男童23 495名，女童21 570名。本研究已通过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查(编号：CWCCH-202186)。

1.2   调查工具

通过在线填写问卷的方式，采用长处与困难问卷(Strengths and Difficulties Questionnaire, SDQ)(家长版)^[7-8]进行调查，问卷的Cronbach α系数为0.78。问卷包含25个条目，分别按“不符合、有点符合、完全符合”，分为0~2三级评分，调查内容包含情绪症状、品行问题、多动注意缺陷、同伴交往、社会行为5个维度。其中情绪症状≥5分、品行问题≥4分、多动注意缺陷≥7分、同伴交往≥4分为异常，此4项内容得分汇总为困难总分，>17分为异常；社会行为≤4分为异常。同时调查儿童基本情况及家庭基本信息：是否独生子女，儿童性别、年龄及民族，父母年龄及文化程度(初中及以下、高中及中专、大专、本科、硕士及以上)，是否高龄孕妇，家庭年收入[ < 5万、(5~9)万、(10~19)万、(20~49)万，≥50万]，家庭管教主要由谁负责(父亲、母亲、共同协商、其他)。

1.3   质量控制

调查前，通过幼儿园向监护人进行隐私保护及调查目的说明，并采用匿名方式填写问卷，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调查对象因担心隐私泄漏而导致的信息偏倚。问卷中所有题目都设定为必填，避免漏填现象；需填空的部分设置正常值范围，避免出现异常值。填写后，对收集的数据进行审核，删除填写时间过短、有逻辑错误的问卷，以保证数据真实、可靠。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8.0对数据进行分析，使用频数及百分率描述困难总分及5个维度的异常人数及占比，用χ²检验分析各维度异常率在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组间的差异。使用独立样本t检验，比较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组困难总分与5个维度评分的差异。为专注分析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在情绪与行为评分上的区别，先使用Logistic回归分析性别、年龄、民族、父母年龄及文化程度等在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组分布上是否均衡，随后使用倾向性评分匹配(propensity score measurement, PSM)的方法，消除其他特征性变量在两组间的差异，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匹配前独生与非独生子女情绪与行为异常率

学龄前儿童困难总分异常检出率为6.10%，其中独生子女为6.34%，非独生子女为5.84%。5个分维度中，多动注意缺陷异常检出率最高，为33.83%；品行问题异常检出率最低，为2.39%。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组在困难总分及情绪症状、多动注意缺陷、同伴交往、社会行为维度上异常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 < 0.01)。见表 1。

表  1  匹配前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情绪及行为异常检出率比较

Table  1.  Comparison of pre-matching detection rates of emotional and behavioural abnormalities in only child and non-only child

组别	人数	情绪症状	品行问题	多动注意缺陷	同伴交往	社会行为	困难总分
独生子女	22 924	1 518(6.62)	532(2.32)	8 376(36.54)	1 039(4.53)	2 273(9.92)	1 454(6.34)
非独生子女	22 141	1 326(5.99)	544(2.46)	6 892(31.13)	1 131(5.11)	2 330(10.52)	1 293(5.84)
合计	45 065	2 844(6.31)	1 076(2.39)	15 268(33.88)	2 170(4.82)	4 603(10.21)	2 747(6.10)
χ2值		31.33	0.93	206.11	38.03	84.55	14.35
P值		< 0.01	0.63	< 0.01	< 0.01	< 0.01	< 0.01
注：()内数字为检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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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匹配前独生与非独生子女情绪与行为评分

对各评估维度评分情况进行定量分析，在困难总分、情绪症状、品行问题、多动注意缺陷、社会行为等方面，独生子女组评分均高于非独生子女，同伴交往评分独生子女组低于非独生子女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 < 0.01)。见表 2。

表  2  匹配前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情绪及行为评分比较(x ±s)

Table  2.  Comparison of emotional and behavioural scores of pre-matched only child and non-only child(x ±s)

组别	人数	情绪症状	品行问题	多动注意力缺陷	同伴交往	社会行为	困难总分
独生子女	22 924	1.84±1.56	1.74±1.15	3.91±2.08	1.82±1.43	6.92±2.02	9.31±4.29
非独生子女	22 141	1.69±1.54	1.69±1.17	3.59±2.03	1.97±1.44	6.78±2.05	8.94±4.34
t值		10.17	4.86	16.72	-11.10	7.18	9.22
P值		< 0.01	< 0.01	< 0.01	< 0.01	< 0.01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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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倾向性评分匹配分析

2.3.1   倾向性评分匹配过程

为消除性别、年龄、父母文化程度、家庭收入等混杂因素对情绪与行为问题的影响，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除民族外，其他因素在两组间分布都不均衡。随后，使用倾向性评分最邻近匹配法，比较匹配后的特征性变量在两组间区别，发现除母亲文化程度外，其他变量在两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见表 3。

表  3  匹配前后独生子女组与非独生子女组特征性变量对比

Table  3.  Comparing the characteristic variables of the only child group with the non-only child group before and after matching

变量	匹配前(44 974名)			匹配后(25 414名)
	Wald χ2值	P值		Wald χ2值	P值
民族	0.20	0.65		0.06	0.81
儿童性别	54.29	< 0.01		0.00	0.96
儿童年龄	18.96	< 0.01		2.32	0.50
父亲年龄	235.39	< 0.01		0.35	0.55
母亲年龄	444.08	< 0.01		0.13	0.72
是否高危育龄	28.14	< 0.01		0.16	0.69
父亲文化程度	50.80	< 0.01		4.88	0.31
母亲文化程度	626.47	< 0.01		13.33	0.01
家庭年收入	9.25	< 0.01		8.28	0.65
家庭管教主要由谁负责	70.47	< 0.01		6.22	0.08
注：匹配前有91名混杂因素填写不全，未纳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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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匹配后独生与非独生子女情绪与行为情况

对比分析经倾向性评分匹配后的独生子女组与非独生子女组情绪及行为评价评分，两者在情绪症状、品行问题、多动注意缺陷、同伴交往、社会行为及困难总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 < 0.01)。见表 4。

表  4  匹配后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情绪及行为评分比较(x ±s)

Table  4.  Comparison of emotional and behavioural scores of only child and non-only child after matching(x ±s)

组别	人数	情绪症状	品行问题	多动注意缺陷	同伴交往	社会行为	困难总分
独生子女	12 707	1.88±1.58	1.76±1.16	3.98±2.08	1.84±1.43	6.90±2.02	9.47±4.31
非独生子女	12 707	1.72±1.54	1.71±1.18	3.61±2.05	1.93±1.43	6.80±2.05	8.97±4.35
t值		8.97	3.91	15.57	-5.46	4.08	9.91
P值		< 0.01	< 0.01	< 0.01	< 0.01	< 0.01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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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学龄前儿童生长发育迅速，情绪行为也处于快速变化发展时期。本调查显示，成都市学龄前儿童无论是独生子女或非独生子女，在情绪与行为各方面均存在一定程度的异常，总体异常检出率为6.10%。与上海市(7.76%)^[9]、北京市(6.01%)^[10]、安徽省(10.8%)^[11]、铜陵市(13.4%)^[12]、芜湖市(8.72%)^[6]、广州市黄埔区(11.4%)^[13]等地区相比较，成都市学龄前儿童情绪与行为问题异常检出率处于较低水平。

不同研究对于独生或非独生子女的发展情况做出了不同解释，有的认为独生子女不良行为较多，有的则得出相反结论^[14]。西方环境中的研究显示，两种类型儿童在情绪与行为方面没有明显不同^[15-17]。中国近几十年由于执行独生子女政策，儿童所处的社会、家庭环境与其他国家有很大不同，有研究显示独生子女在情绪与行为方面表现更好^[18]。从本研究的困难总分看，成都市独生子女的情绪及行为问题比非独生子女得分更高，提示独生子女情绪及行为问题风险更高，与上海市研究结果一致^[19]。从各维度来看，同伴交往、社会行为方面，成都市独生子女优于非独生子女；情绪症状、品行问题、多动注意缺陷方面，非独生子女情况均好于独生子女，与屈艳红等^[20]的研究结果一致。

Blake^[21]的资源稀释模型解释，独生子女家庭父母时间、精力相对充裕，家庭经济条件相对更好，更有利于子女成长。本研究控制了父母教育程度、家庭经济情况等通常认为会对儿童情绪或行为问题造成影响的客观因素，使造成差异的原因更加集中于是否独生这一因素中。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情绪及行为问题差异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家庭教养环境^[22-23]。良好的家庭教养环境可为学龄前儿童形成健康心理提供重要条件^[24-25]，对孩子的影响不仅表现在遗传上，更表现在家长自身的情感、品德、心理及个性上^[26-27]，如早期父母的鼓励支持性养育行为有助于孩子良好的社会行为发展^[28]。

现阶段社会各方面急速变化，本身就导致了儿童情绪与行为发育较之以往有很大不同。本研究纳入的对象为独生与非独生子女共存，具有自身的时代特点。在独生子女家庭中，家长过多的关注及焦虑紧张的情绪可能阻碍了子女的成长；而在非独生子女家庭中，多子女间沟通交流、相互陪伴成长的过程，促进了儿童情绪控制等能力的发展。同时，由于家长集中到每个孩子身上的精力被分散，可能反而促进孩子自然发展出解决各种问题的能力，减少了问题的发生。

80%存在情绪和行为发育问题的儿童可能会影响到成年期的社会功能^[29]。因此应提高对这一儿童群体尤其是独生子女情绪与行为发育情况的关注度，通过群体保健工作，采用科学的筛查方法，及时发现问题儿童，尽早开展干预。同时，应多开展家庭科学育儿指导，尤其关注独生子女父母的回应性照护及情绪管理意识，促进父母相关技能的提高。

经过倾向性评分匹配，母亲文化程度在两组间差异仍有统计学意义，可对两组间儿童情绪与行为评分造成影响。提示母亲文化程度对儿童情绪与行为存在很大影响，与其他研究相符合^[30]。同时，母亲自身的精神症状、认知水平和经济社会地位，都可对儿童早期问题行为造成影响^[31]。提示提升母亲的教育水平，不仅对自身成长起到积极作用，也有利于下一代国民素质的整体提高。